（2009-01-05）
● 赵琬仪 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新任院长杨贤教授念大学，只花四年便考获工商管理硕士（MBA）和博士学位，35岁左右就获加拿大的大学终生聘书。
永远无法满足的求知欲以及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使他先后从加拿大到美国，从密歇根大学到纽约大学，最后“落户”新加坡。
他接受本报专访时说：“我这个人很不习惯安逸的生活，一安逸就会觉得浑身不舒服，就会觉得懒散。”
杨教授每天治学写文章至深夜，但他不忘抽空为太太和女儿做饭，一家聚餐，共享天伦之乐。他受访时畅谈2008年金融海啸所带来的教育省思，反映了他上任后将为国大管理学院设立的大学之道——除了教授服务市场的经济学问之外，也要确实关怀社会。
杨贤教授简介
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考获经济和数学学位，在芝加哥大学获颁工商管理硕士和博士学位。
研究领域包括国家企业金融、企业战略、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制度、经济发展和公司行为间的关系。
现任《国际商业研究杂志》顾问编辑、《管理学会评论》编辑委员会委员、《管理科学》副编辑，并被选为国际商务学会研究员。
2007年在“北京论坛”的“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产品安全：问题与行动》的报告，引起专家关注。
刚在去年（2008年）6月出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的杨贤教授，在发给新闻媒体的个人简介中，有这么一句开场白：香港“生产”、美国与加拿大“再造”、中国“原料”的台湾女婿。 他作风开放坦率，初次见本地媒体便毫不讳言自己也受雷曼兄弟倒闭所累，是苦主之一，自嘲所蒙受的损失“等于接下来几年是白做了”。
从小便展露敏锐观察力及强烈社会关怀意识的他认为，金融海啸带来的沉痛教训不在于金钱上的损失，而是让他再次感悟金融管理教育须建立在扎实的社会科学知识基础上。
他说：“虽然我是经济学者，却也因为疏忽而受到金融海啸的波及，更何况是缺乏经济学识的民众。作为学者，我们有义务帮助民众了解，金融海啸为什么会发生。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为学经济的学生，提供更扎实的教育基础。”
他最近接受本报专访时说，导致金融海啸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售卖投资产品的金融顾问虽然是优秀的销售员，但产品知识贫乏以致无法帮助投资者认识投资所面对的风险。而要纠正一些金融从业员专注兜售技巧，却忽视学识和社会责任的市场歪风，他认为教育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些年来，金融课程的受欢迎程度和金融业的薪金不断提高成正比。许多受访的金融课程学生承认，选修经济和金融管理，其中一大吸引力来自这一领域的优渥报酬。
杨教授说：“如果一个立志要成为银行家的学生，择业原因是因为薪酬优渥，那么他会是一个优秀的银行家吗？他对自己做什么都不晓得；为什么自己能够赚取优厚薪金也不晓得。”
他强调，“商科并不是不好的学问，但我们不应该过于强调表面的东西——赚钱。我们应该把很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传授给学生，激发他们积极发掘问题、了解这个世界。”
在他看来，从事金融业者如果能掌握扎实的学问，对专业领域有深透的认识，自然能赚取优厚酬劳，学生不应本末倒置，让利欲熏心。他希望在国大管理学院推动社会科学知识，让学生先有了学问，才能把所学的应用在商学管理学上。
金融海啸发生后，国大管理学院举办了金融海啸论坛（Riding the Financial Tsunami of 2008），帮助学生和校友更好地理解这轮金融风暴对金融和就业市场所带来的冲击。院方也在去年11月开办的“金融危机2008”课程上，针对当前的经济局势引导学生深入了解这次被视为继1930年经济大萧条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这些讲座和课程正是国大管理学院尝试帮助学生活学活用金融管理学的努力。有关课程特别谈到造成这次经济灾难的历史因素。在第一堂课的导论中，杨贤教授提到这次的金融危机可以追溯到千禧年之后美国信贷利息偏低，鼓励消费以刺激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在美国政府鼓励人民拥屋的政策下，房屋贷款条例宽松，借款人无须经过严谨的审核，酿成日后银行坏账高筑。而习惯储蓄的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则把资金投入美国经济，供外国人借贷。 认识造成经济灾难的历史因素，有助梳理问题的症结，避免重蹈覆辙，因此杨贤教授特别强调社会科学学者对历史的尊重。
他说：“我们要尊重过去所犯的毛病——过去我摔了一跤，那我要知道为什么会摔这一跤，要怎么避免，从错误中成长。”
为加强学生对历史的认识，他提出要推行经济史课程，同时也要点燃学生追求知性的好奇心。他说：“新加坡是怎么创造财富的？新加坡一直有很强的危机感，这是好的，因为有了危机感，我们才会讨论社会所创造的价值，而不是谈论个人赚了多少钱？如果我们尊重新加坡历史，就不会去强调个人赚了多少钱。”
新加坡大学的特殊现象
来新加坡之前，杨教授曾出任纽约大学中国研究所主任，也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系名誉教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顾问教授。他以欧美一流大学的收生要求为例，指出新加坡大专学府近年招生的特殊现象。
他说：“新加坡的三所大学，发表文告时报告各自毕业生所得到的工资有多高，强调所培育出来的学生多有创意、多能言善道。我会反问：教育的基本在哪里？我在美国看到世界一流的学校，从来不强调这些东西，从来不卖广告，也不说自己的学生有多能言善道。他们强调的是他们的学术风气。”
“我在纽约评估大学课程，经常会寻思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给予学生的是不是真正的教育？我们是否有为他们打下坚固的基础，使他们站得高站得挺？”
打破砂锅问到底
杨教授推崇的好奇心属于香港人所说的“打破砂锅问到底”，锲而不舍的好问精神。他指导学生，会不断地问学生问题，刺激他们思考，思考自己和他人的思想是否有冲突。
他说：“有的话就有疑问，有疑问就有好奇。你看看历史上最出名的学问，例如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别人会一口咬下去，他却自问：宇宙间既然有无穷无尽的角度，为什么苹果掉下来却是直线的角度。这就是好奇心。” 他认为学生首先需要能问问题，好奇心才得以产生。
“要能够创造一个问题，才有好奇心。学生第一样要学的是怎么创造一个问题。”
针对和西方学生比较，亚洲学生经常被视为并不好问。杨教授马上回应：“我是亚洲人，我一直问很多问题。我们不要把自己定型。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不能觉得自己不行。我觉得，早晚有一天，你会看到亚洲人得诺贝尔奖。”
亚洲复兴 需要自己的经济理论
杨贤教授初上任，与本地记者会面，提出了“亚洲复兴”的概念，并指出随着中国、印度的崛起，亚洲需要属于自己的经济理论去为亚洲市场服务。
他受访时说：“亚洲经济的兴起只是起点，将来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我们没有亚洲的理论为我们的市场服务。”
他指出，从前亚洲的经济中心在中国、印度，在19世纪开始之前，亚洲经济活动占了全球一半。后来的许多改变以及别的国家冒起，但中国、印度没有提升反而下降。现在中国、印度经济快速增长，背后的推动力来自劳动人口的剧增。国家人口增长，劳动人口增加，人们有了工作便开始有累积财富的能力，也开始有了消费能力。
亚洲也潜伏着许多毛病
亚洲目前虽然在享受增长，但是潜伏着许多毛病，有待社会科学家研究改善。
杨教授说：“日本人口老化是从1992年开始，日本经济衰退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人口老化时会面对经济停滞。这时候，你希望个人的积蓄能发挥效用，保障你的晚年，这就牵涉到社会医疗体制是否健全。” “中国和亚洲一些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严重，这意味着将来患上慢性疾病的人会很多。如果医疗保健不健全、经济市场不稳定，人口一旦老化，社会将停滞不前，我们就需要一个健全的制度以维持经济市场持续性的增长。”
经济学者的作用便在于帮助社会保持经济市场的持续增长。然而，欧美在市场成熟时所建立的经济理论未必适用于正在成长中的亚洲。
他说：“美国、欧洲的理论只适用于市场成熟阶段，不是现在的亚洲。西方商学理论是在国家富有了，商学院成立了才实现。也就是说，这些理论是二三十年前才开始的。他们的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美国的资本市场拥有信息含量，亚洲则没有。我们要思考，怎么让亚洲市场有信息含量？”
一件捡来的冬衣
杨贤教授在十七八岁便认定，经济学所包含的学问与智慧能克服人类的贫穷与饥饿的问题。
他祖籍中国广东南海，1953年在香港出生，童年在香港廉租房度过。小时家境清贫，“一家七口住两张床位的房子”。青年时期自费到加拿大留学，尝过苦学生的滋味，期间曾在街边捡别人丢弃的冬衣取暖。那件冬衣一直保留至今，现在传给了儿子。（杨贤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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